admin 发表于 2016-2-9 01:56:59

从苏东变局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从苏东变局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说完,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往下说什么。    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势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开始。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被公认的,是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样板。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和东欧各国都曾试图对原有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却始终未能走出斯大林模式的死胡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却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型,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不得不从曾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布哈林说起。  【屈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布哈林】  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先后提出过两种过渡战略:一是军事共产主义,二是新经济政策。前者要求一举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制,由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一管理;后者则允许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在国家监督下存在和发展,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技术基础。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过渡时期学说的重大修正,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也是逐步发展的。联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本来就有不同,列宁逝世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的活跃,斯大林认为退却已到了终点,该是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了;布哈林则坚持沿着新经济政策继续前进,并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用非常手段。而事情的发展是,布哈林的“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等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等正确主张和论述,在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被歪曲成:炮制“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则被诬为“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富农代言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甚至“人民公敌”,于1938年2月倒在了斯大林的枪口下。  此后,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布哈林所作的政治结论,就成为各国对待与布哈林相仿观点之人的政治坐标。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以及不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也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共同规律,成为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的经典。从此,布哈林的悲剧也就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历史的发展表明,如果不是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苏联社会主义的危机,可能会出现得早些。二战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这种危机的到来。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柏林事件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造成的危机在东欧各国的最初反映,苏联本身也不得不开始某种改革。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是走向市场。然而,历史形成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对立,就成为现实社会主义难以超越的界碑。因为,市场趋向的改革,也就是布哈林坚持的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几乎一概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复辟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只要简略回顾一下历史,就一目了然。  【走不出斯大林死胡同的苏东改革】  一、惨遭布哈林同样命运的纳吉  纳吉•伊姆雷1896年生于匈牙利的考波什堡,1929年前往苏联学习。1930年被共产国际委任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移居苏联长达十几年之久,正是这段学院的研究经历,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见解,并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响,同时因长期在苏联国内,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个“莫斯科派”与拉科西(曾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只想讨好苏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从政后就认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道路最好的形式”,社会主义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纳吉在二战末期的1944年回国担任农业部部长,1948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反对拉科西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是纳吉政治生涯上的第一次挫折。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因在国内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危机四伏。在苏共的干预下,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并被推举为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力图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  纳吉的主张触到了斯大林模式的要害,因而引起拉科西集团和苏共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3月,在苏共赫鲁晓夫等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再次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再次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1956年10月,纳吉再度出任总理,试图推动自由化与退出华约的计划,遭苏联红军镇压,同年11月22日被捕,1958年在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被处决。  二、在斯大林框架内“跳舞”的赫鲁晓夫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但赫鲁晓夫并没有为布哈林平反,所以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改革并没能越出斯大林模式的雷池。过去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没有根据的。  苏联史专家陆南泉教授在《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文(《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中指出: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赫鲁晓夫上台后继续推行斯大林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政策,对马林科夫增加对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投资的主张加以批判,迫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辞职。  赫鲁晓夫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苏联确定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两个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三、勃列日涅夫镇压“布拉格之春”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出兵镇压。据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分析:除了对所发生事件的虚假报道和不真实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他认为:勃列日涅夫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  勃列日涅夫为何如此恐惧?因为“布拉格之春”的《行动纲领》是——立进行经营,也有权经营其他业务,也可以直接向居民和零售商业网点出售部分农产品。  外交方面: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这个行动纲领的突出之处,是触及到领导的方式,提出了要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体制。可见,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占领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完全是苏共领导人要维护斯大林的僵化模式。 四、跳不出计划体制陷阱的卡达尔  卡达尔•亚诺什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开始主政的。他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从196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争议的焦点。正当1968年匈牙利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遇上了“布拉格之春”事件。不久,苏联报刊指责匈牙利的发展“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应立即“刹车”。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趋于激化。在此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卡达尔等领导人囿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框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无法从原有模式中突破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匈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增长率下降,每年只在1%上下浮动。政府不得不用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居民的生活消费,这类补贴占每年国民总收入的32%~35%以上;同时,又错误地将大量资金用于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所引数字见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  五、没有弄清社会主义本质的日夫科夫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他说:  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  日夫科夫不无遗憾地说: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东欧阵营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这就是日夫科夫的总结。  六、无力撼动斯大林体制的戈尔巴乔夫  1991年苏联解体,不少研究者至今仍在把罪责归咎于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称:“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一条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解体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  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确有失当和错误可议。但根本原因是这座地基早已动摇的大厦,显然不是试图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和他年轻资浅的团队所能胜任的。  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学者们,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们不禁要问,为何1991年由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掌管着实际权力的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发动的“8•19”政变,短短三天就被瓦解,苏联老百姓竟无一人起来响应,保卫这7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这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我们不妨听听当年的苏共党员、现今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说法,他认为:“苏共亡党最基本的原因是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体系。”  俄共中央副主席伊凡•伊凡诺维奇•梅尔尼科夫,2001年9月6日在回答中共中央编译局学术代表团提问苏共失败的原因时说:“最有害的因素是党垄断一切。首先是对政治的垄断,国内看不到其他的观点,对不同的观点一味压制,不允许讨论。我是数学家,也能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更严重了。其次是对经济的垄断,任何创新都被扼杀,像俄国这样的大国不能仅仅靠中央来管理。我个人认为,如果从一开始给公司企业更多的自由,使其具有市场的性质,这不会有什么坏处。第三,对真理的垄断。我们的电视、报纸很多,但只有一个观点,报纸上只有第三、第四版略有不同,这很不正常。一些人提出问题和建议不是反对党,而是帮助党完善,有助于对道路方案的探索。”(郑异凡《苏联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两条路径》,《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  不难看出,俄共领导人自己总结的教训与日夫科夫说的“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何等一致。  上述一系列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要跳出斯大林模式的陷阱,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可以说已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对斯大林模式说“不”的第一人】  一、质疑斯大林模式  经过十年“文革”,尤其是这10年中世界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的崛起,以及东欧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引发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打破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禁锢——允许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先富起来。他强调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这就否定了1956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所作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的论断。  1984年到1986年,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  以上这一系列论述无疑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  二、力排众议的最强音 在当年的中共高层,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原有的社会主义要进行改革,无人反对,但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改革的基本思路,仍囿于中共八大通过的“三个主体”与“三个补充”,也就是后来说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因此,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始终笼罩一个阴影,就是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国内甚至有人提出要以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个中心的主张。1991年,被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姓“社”、姓“资”的争论更趋激烈,并尖锐地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突出出来。实践证明,要彻底从斯大林的陷阱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应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明确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开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出现转向。这事关改革全局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邓小平的严重关切。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向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他再次重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然而,党内持“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见仍占上风。报刊上不断刊登搞市场经济势必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资本主义复辟的文章。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上纲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的文章,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指责:“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强调:“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文章说,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92年1月5日,北京出版的一家杂志刊登了《反和平演变三论》的长文。强调:“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里所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指搞市场经济。  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1991年12月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再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致改革有夭折的危险。正是在这攸关社会主义命运的十字路口,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下巡视,以他强有力的声音,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并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  鉴于东欧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倒台的严重教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  为了回击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措施,诬称为是搞资本主义的论调,邓小平在当年6月的谈话中激动地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来给我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的错误?”(转引自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正是邓小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使中国改革的总方向,在中共的元老和最高核心层达成了完全一致。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明确表态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云《悼李先念同志》一文。文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悼念李先念同志》,《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党内高层认识的统一,为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总之,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心由消灭私有制转向发展生产力,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以往无人敢碰的禁区,是社会主义经过70多年的艰辛,也未曾有人敢于迈出的死胡同,而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作了彻底否定。  三、“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  对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地位,学界多有评价,我以为戈尔巴乔夫回答李肇星提问的一段话更有分量。李肇星在回忆录中讲了下面这样一段故事:“对于我们这些外交官来说,最难弄懂也最该弄懂的一个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竟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事情得从戈尔巴乔夫说起。”  2004年6月,李肇星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到了华盛顿后才知道,参加里根葬礼的来宾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华盛顿的活动结束后,李肇星为赶回去继续参加胡锦涛主席的欧亚之行,就坐了国际航班。李说:“我把包放好,坐下来一抬头,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坐在里面。他显然也看到了我。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访华会见邓小平同志时,我也在场。他好像对我还有点儿印象,通过翻译主动与我打招呼。”“我当然很高兴与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聊天。开始几分钟,我们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心里想,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那么快分崩离析,冷战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难得有机会与直接当事人见面。我很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很荣幸与阁下见面,不想失去今天这个请教机会。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避免让对方尴尬,我特意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说完,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往下说什么。他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只能让人们去猜测了。”(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这句“只能让人们去猜测”的话,恰恰是最准确也极有分量地表达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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